1
记忆的混沌和清晰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。我们原本以为很清晰的记忆，有时候并不完全吻合历史真实;反之，有时很混沌的记忆，却是历史真实的重现。
我一直认为我的记忆很好，但我知道，我的记忆是残缺的，不完整的。因为我生活中曾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很残酷、很铭心刻骨的往事，现在回忆起来，本应该记住的有些细节都完全没有印象了。
但是，被歌声缠绕的一些有关记忆却相对清晰。至少，那歌的旋律是牢牢记在心上了，也包括一些歌词。现在，我要回忆的往事都与歌声有关。为了保留真实的记忆状态，我在本文中引用的歌词，都使用记忆中的歌词。它们可能有误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却是一种很顽固的真实;尤其是与之相伴的场景和当时的社会氛围。
就从童年开始说起吧。我完全没有过儿歌的记忆。按理说，父亲喜欢音乐，能拉一手漂亮的二胡;母亲也喜欢唱歌，可是我印象中，他们从未教我过任何一首儿歌。我从他们那里熟悉的歌，居然都是一些成人歌曲，像《渔光曲》《松花江上》《十送红军》《宝贝》《金瓶似的小山》《马儿啊，你慢些走》《逛新城》《草原晨曲》，甚至《王大妈要和平》(这是一首什么歌?)我今天也能唱几句。而事实上，这些歌他们也根本没有教过我;我能记住它们，全是因为他们在家里唱，我自己听会的。
我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与“文革”同步。小学一年级还没有念完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就迅速降临到务川这个边远小城。一段时间，十字街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，这里人头攒动，吵吵嚷嚷，五颜六色的传单满天飞，天天都像在赶腊月场。街头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的，搞大辩论的，开斗争会的，无一不伴随着声嘶力竭的歌声。《东方红》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人们可能比较熟悉了，而另一些歌则很可能比较生疏。例如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”，还有“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：造反有理(此句要重复一遍)。根据这个道理，于是就反抗，就斗争，就干社会主义。”这些话本来是毛泽东对“革命”的解释或者定义，也是他对“马克思主义”的个人理解，它怎么会变成一首歌来唱呢?事实上，它们的确是当时很流行的两首战歌。唱这类“
语录歌”的几乎都是务川中学的学生。他们虽然派别有异，但都腰扎皮带，肩戴红卫兵袖章，手里捏着红色塑料封皮的《毛主席语录》，一边齐声高唱，一边合着那念经似的干硬节奏，一下一下挥动着手臂，义愤填膺地怒视着对方。因为他们都认为，自己那一派才是最最(重叠两个副词也是学习当时的时代语法)忠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红卫兵，所以唱的都是毛主席语录歌。他们有时对唱，有时你方唱罢我登场，都想用那种响遏行云的歌声在气势上去压倒对方。
我那时好像忘了家里遭逢的不幸，或是那灾难还未降临?反正，印象中，我经常都挤在十字街的人丛里看闹热。那时还有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我也很熟悉：“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(此句要重复唱一遍)。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，正在兴旺时期，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”印象中，一个姓唐的男生唱这首歌最为严肃认真，他身材高挑，常常站在队列的排头，身后就是红旗。在唱歌之前，他首先要抑扬顿挫地朗诵一遍，然后才微仰着头，用坚毅和渴望的目光看着虚无的前方，纵情歌唱。虽然他所在队伍里的人都在唱，但我总感觉是他一人在唱。那架势，真是大有“天下者，我们的天下;国家者，我们的国家”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迈。
与这些干硬的歌声相比，我那时更喜欢看十字街街头的文艺宣传表演。我印象中经常演出的队伍也来自务川中学。后来在实验学校教书的徐老师好像还是那支文艺宣传队的台柱之一。这当然是我的臆测，因为她总是出现在舞蹈队的中心，人又长得很漂亮。许多年后，我去实验学校“检查工作”，我们在一起聊天时，我几次想和她说起当年有个小男孩曾对她这个舞蹈美女的景仰，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现在想起来，她们当年的舞姿，一点儿都不婀娜多姿，手势和体态的变化很像是今天的某种广场舞。但她们当年唱的歌我却是牢牢记住了：“毛主席的光辉，嘎啦呀吉诺诺，照到了雪山上，伊拉强巴诺诺，啊~~~啊~~~~照到了雪山上，伊拉强巴诺诺。”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，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，河深海身不如阶级友爱深。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，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。”
我不知道当年为“毛主席语录”谱曲的是些什么人，是否有几个比较出名的作曲家。一想起他们能把“凡是敌人反对的，我们就要拥护;凡是敌人拥护的，我们就要反对”这两句话谱成一首歌来反反复复地唱，什么时候停止全看指挥的意思，我有时就会禁不住胡思乱想。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唱歌，而是在干吼、干嚎了。这种歌的风格是否前有古人我不得而知，但它流风所致却深深影响到后来。“文革”中这类歌特别多，早期不说了，即使到“文革”末期，人心思静厌乱已是大势所趋时，只要我们打开收音机(包括每天的广播)，依然可以经常听到下面这两首很吵人地“歌”：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(嗨)
就是好!
就是好来就是好(啊)
就是好!
…………
东风吹，战鼓擂，
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?
不是人民怕美帝，
而是美帝怕人民。
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
历史车轮不可抗拒、不可抗拒!
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，
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，
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!
后一首歌还稍讲道理，第一首歌简直就是在强词夺理。有一年看春晚，见一群大红大绿的男女在舞台上像疯子一样跳来跳去、翻来覆去地就吼唱一句“咱们老百姓，今儿呀今儿呀真高兴”，我就总是抑制不住要想起“就是好来就是好(啊)就是好”这首经典嚎歌。
回忆“文革”早期的歌，绝大多数都充满阶级斗争色彩，火药味儿很浓。只有极少数歌的旋律优美动听。印象中，毛泽东的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就属于这类特例。我想，这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这首词的特定内容不能谱写成“战歌”，否则，它仍有可能会被谱成“雪压冬云白絮飞，万花纷谢一时稀。高天滚滚寒流急，大地微微暖气吹。独有英雄驱虎豹，更无豪杰怕熊罴。梅花欢喜漫天雪，冻死苍蝇未足奇”这首七律赌咒发誓的念经腔调。同期还有一首歌，旋律也较优美，词也显得有些忧伤，大约是武斗中失意的一派“革命战士”在抒发自己心中的憋屈，因为我后来从一个碟子上看到这首歌名叫《远飞的大雁》，多数歌词相同。而我印象中，它当时的词是这样的：“远飞的大雁，请你快快飞。捎个信儿到北京，革命的人(儿)想念恩人毛主席。”那时歌颂毛泽东的歌多得不计其数，我至今能唱的不下二十余首，印象中较深的一首，上世纪90年代初好像被李玲玉翻唱过：“敬爱的毛主席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。敬爱的毛主席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。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，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。千万颗红心在尽情的跳动，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。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，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。”
很难想象，一个国家在整整十年里，会对一个人出现那么多的颂歌。那完全是个不讲理的时代，例如，每天早上的广播一开始就是《东方红》：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他为人民谋幸福，他是人民大救星。”晚上结束播音，放的都是《国际歌》：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。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。”既然有人是“大救星”，怎么又说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”呢?我那时年幼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但那些大人呢?他们想过吗?或许想过，但谁又敢质疑这里面的荒谬?
痛定思痛，那真是很悲惨的十年，正史都谓之“十年浩劫”。粉碎四人帮之后，这类颂歌忽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，最著名的歌是《太阳最红，毛主席最亲》、《世世代代铭记着毛主席的恩情》，但它已经是这类颂歌的尾声了。华国锋成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总书记后，一首山西名歌《交城山》又享受了类似《东方红》的待遇，被重新填词用作新的颂歌开始出现在电台和广播中，可惜只播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很快就随风而逝了。
2
人的天性是喜欢歌声的，即使身处苦难的境地，也会有苦难者的歌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。可苦难年代留在我记忆里的歌，有时却没有苦难的味道，这是怎么回事呢?
我后来有时在想，前期“文革”那几年，我的家庭已遭逢巨大的不幸，我怎么还可能记得住那么多“红歌”?细想起来这是十分恐怖的：在“革命”的名义下，你的家人和你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变形了，你对“红歌”居然还是如此的“情有独钟”，而且几十年过去了，它们的旋律和歌词还牢固地蜷缩在你记忆的仓储。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?不长记性的白痴?是非不辨的糊涂虫?历史的健忘者?1969年左右，我居然还记了这样一首奇怪的歌，它是根据毛泽东当年的“最新指示”谱写的。我现在还能通过哼唱，回忆它的大部分内容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(此句要重复一次)。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，把自己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的子女，送到乡下去(紧接着还要朗诵一次：送到乡下去)，来一个动员(此句有重复)。各地农村的同志，应当欢迎他们去。”最后一句的后几个字可能有误，因为这歌的旋律实在是不好听，故未记住它。
记得在哪本书中曾看到过这样的记述：一些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，后来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一听到某个欧洲音乐大师的某部作品，他们就会痛不欲生，赶紧远离。原因是当年在集中营里，纳粹就是一边播放着这个大师的作品，一边将他们这些犹太人往焚尸炉里赶。
我知道，大师的音乐是无辜的，有罪的是纳粹。我现在很困惑的只是，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，居然会让我一边生活在屈辱和苦难中，一边还熟记了那么多的“红歌”，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并不怀疑这些“红歌”的伪崇高和对基本生活常理的违背。记忆中，我的父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唱这类“红歌”的，我父亲甚至从来没有用二胡拉过它们的任何一个乐句。而我有时兴致好，至今还会在无意识状态中哼一两句某首“红歌”的旋律。这是不是说，“红歌”传递的某种东西已经渗入我的骨髓?是不是这样呢?有时细想我觉得非常可怕。而事实是，这样的杞忧并非空穴来风。关于此，后文我将再叙。
但所幸的是，我发现，即使在那些最严酷的年代里，我还是开始在一些很特殊的场合，慢慢知悉了一些与“红歌”完全不同的歌曲。时间大略是1970年左右，正是我小学快要毕业即将上初中的那两年。那时我还不知道有“黄色歌曲”这样的称谓，所以，这个时期让我记住的一些歌，不但旋律不完整，词也显得零零碎碎。我能记住它们，好像是因为我保姆儿子的原因。他是老三届高中生，因为家庭出身属于“黑五类”，所以他没资格当红卫兵，但红卫兵也没有来骚扰他家。当时他逼窄的房间里经常聚有几个年轻人，好像都和他同样是逍遥派。他本人长得很帅，曾被不止一个漂亮的街坊姑娘所喜欢，一段时间还和其中一个姑娘谈过一阵恋爱，可惜后来未修成正果。去年我和他在遵义步行街相遇，我有意问起当年的一些事，他在稍微思忖了十几秒钟后告诉我：不久前，他和那个曾经相恋过一段时间的姑娘还在贵阳相遇过，对方还有些旧情难忘;说只要他有勇气，她今天还愿意怎么怎么。这当然是他的一面之词，有自作多情的嫌疑，但那个姑娘当年的确很喜欢他，我是亲眼目睹的，其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今日某些情色电影中最浓情的画面。他们那时可能以为我懵懂不省事，而实际上不是这样。人对某些事的领悟是天生的，近似本能;即使他在童年时期不明就里，但只要他能牢记那画面，有朝一日，他往往会豁然省悟。
我现在能记住那些词曲都比较特殊的歌曲，想来应该是因为保姆儿子他们那帮逍遥派的原因。除此以外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的来源渠道。这些歌多半都有一点儿故事情节在里面，比如有一首歌，旋律很忧郁，它唱的是：“对门山上的姑娘，你为什么这样忧伤?泪水打湿了你的衣裳，是谁叫你这样悲伤?”还有一首歌，旋律也很好听，豪迈中带有一点儿漂泊的味道：“在这里，我听过大海歌唱。在这里，我嗅(?)过蓝色的花香。我曾在这美丽的南洋，遇见了一位马来亚的姑娘。我和她曾谈起我的故乡，我和她曾……”这后一句“我和她”究竟在做什么，我从来就没有听清楚过，大约是他们吐字含混，或者是我忘了。两种情况都有可能。这首歌我最喜欢的是那句“遇见了一位马来亚的姑娘”。“马来亚”三个字之好听，之罗曼蒂克，甚至让我当知青时偶尔还为之胡思乱想。同期另一首歌也很有异国情调，可惜词记得十分不全，只能记住前两句：“美丽的哈瓦那，那里有我的家……”
随着红卫兵运动的结束，大批中学生被发配农村当知青，语录歌慢慢不再风行。1971年，我进入务川中学读初中。两年里，经历了两位音乐教师初步的文艺熏陶。
第一位教师是陈富权，他教了一首我至今觉得仍比较好听的歌，词曲作者为大名鼎鼎的西哈努克亲王。在这首名曰《怀念中国》的歌里，这位被废黜的柬埔寨国王对支持他的中国深情讴歌道：“啊!亲爱的中国啊，我的心没有变，它永远把你怀念。啊!亲爱的中国，我们高棉人啊，永远把你怀念……”末两句歌词记不清了，大意反正就是对中国感谢得不得了，爱得不得了。他当然应该这样，一辈子吃在中国，住在中国，玩在中国，再不深情怀念中国说得过去吗?后来我们还听说，西哈努克亲王爱上了京剧《沙家浜》阿庆嫂的扮演者洪雪飞，说他曾向周恩来总理提出，想把洪雪飞娶为己有，但是被总理巧妙地回绝了。我们当时都有些信以为真，毕竟“文革”时期，浪漫故事乏善可陈。后来想起这事，显然是“民间故事”的可能性较大：西哈努克的妻子莫尼克公主那么漂亮，他怎么会对洪雪飞想入非非?
第二位音乐老师是唐尔钟。有关唐老师轶事等值得一记的地方，我已在《我苍白温暖的少年时代》一文中有过较详细的叙写。此不赘述。我只讲他在初中阶段教我们的两首歌，虽然仍是“红歌”，但曲尚好听，所以至今记得：“黄洋界上同站岗，鄱阳湖畔同插秧。解放军野营到山村，荆棘划破绿军装。为咱亲人补军装啊，井岗儿女喜洋洋。”(《为咱亲人补军装》)这首歌节奏欢快跳跃，和这之前听厌了的语录歌相比，曲风有些焕然一新的味道。另一首歌基本上同属此类型，有浓郁的湖南民歌风味：“天上太阳红呀红彤彤，心中的太阳毛泽东。他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哟，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。咿呀咿得哟啊，呀呀得哟啊，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。”(《天上太阳红彤彤》)
大约从读初二开始，我对音乐的兴趣开始快速增长。等到进入高中，因为在父亲的引导下对二胡多少有一点儿入门的意思，开始在本子上陆续抄一些歌，有关歌曲的记忆就变得逐渐丰富起来。这时《战地新歌》开始陆续出版，其中一些歌，当时广为传唱，如果仅仅从旋律看，我觉得至今尚属动听，例如《北京颂歌》、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、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、《老房东查铺》等。另外一些歌，整体上看不足道，但有的段落却写得非常精彩。记得读高中时，好像是为纪念某个节日，或者是要参加县里的歌咏比赛，学校抽调了一百多名高中生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合唱团，由唐尔钟老师担任指挥。他选了《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》(?)这首歌，因为歌的难度较大，我们每天课外活动时间，就集中在主教学楼后面的空地上刻苦排练。这是一首颂歌，开始部分旋律庄严，显得气势恢宏：“江山万里闪耀着金色的光芒，我们伟大祖国日益繁荣富强……”接下来的一段3/8节拍旋律优美无比，词也写得漂亮，女生们唱得真是声情并茂：“幸福的伽倻琴在海南江边激荡，热烈的迏卜鼓在天山南北敲响，欢快的芦笛吹奏在槟榔树下，彩色的马头琴回荡在内蒙草原上，在你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心花怒放，在你的哺育下各族人民茁壮成长。”但是，再往下的部分就变成嘈杂的干吼了：“千山万水向你欢呼，千歌万曲向你歌唱……”——无休无止的重复让人实在不忍卒听，而我们一百多少男少女却唱得十分的声情并茂。
进入高二，我开始又接触到一些“黄色歌曲”。那时我家住在县酒厂，厂里有一个罗姓青年工人，聪敏异常，我在中篇小说《永远的罗伊》前两节中曾实写过他的一些趣事，例如他和他的那些同学对“黄色歌曲”的喜爱。除了《黑眼睛的少女》《小路》和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之外，他那时还特别喜欢《滇池圆舞曲》这首歌。当然，我也很喜欢。但我那时从来不敢旁若无人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高歌：“曙光像轻纱漂浮在滇池上，西山的龙门映在水中央。像一位散发的姑娘在梦中，渔家姑娘歌声悠扬。”每次他唱到后两句时，那种自得自信的笑容都令我感慨不已。姑娘，纷披的散发，而且是在梦中，这太令人神往了!那时，我们在夏天都喜欢去洋溪河凫澡，回城的山路上，如果走在女生背后，常常可以看到她们搭在肩上的润湿的长发。微风一吹，长发纷扬，本身就很漂亮了;如果那女生这时还翘起手指将那长发轻轻往耳后勾勒，那就简直可称是迷人。尽管大多数男生都对漂亮的女生有一颗歆羡之心，但是仍然没有哪个敢在公开场所稍有一点点儿公开的表露。男女生之间的交往，一直很讲究距离。我们那时已经在偷偷传抄一些“黄色歌曲”，比如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、《敖包相会》、《送别》、《丽达之歌》、《小路》、《红莓花开》等，但都唱得偷偷摸摸，尤其是唱到“姑娘”“心上人”“爱”这样的字眼时，往往吐字含混，囫囵带过，彼此还会相视一笑。我现在想起那种笑，真是不知该如何形容，它好像有些羞涩，但也似乎显得有些不怀好意;而这种所谓的不怀好意，我现在想，其实更应该像是一种情感长期被压抑后，努力呼吸到一口人性的新鲜空气后的解脱。那个时候，所有国产电影和文学作品都是拒绝表现和描写爱情的，什么都上纲上线为阶级仇，民族很，政治压榨人性，要想在歌声中传递爱的心声，无异于自找苦吃。所以，人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，大多显得小心翼翼，像酒厂青工“罗伊”那样旁若无人引吭高歌的，还真是难找。
大约是1974年暑假，我回遵义老家还经历过一件事。有一天，62级大学毕业的堂姐下班带了几个朋友回家，吃完饭，他们将门关严之后，就听一个瘦瘦的男人拉小提琴。那是我第一次听《梁祝》，很震惊它旋律的优美。几个人为这个男人的演奏录了音，可是，在将磁带重听一遍后，他们又将它清洗掉了。事后我问堂姐怎么不将它保留，清洗了多可惜。堂姐告诉我：就是这样偷偷听一下已经有些冒险了，哪里还敢保留录音。堂姐人长得娇小，戴了副眼镜，唱歌的声音却饱满而富于激情。我从她那里转抄过两首我感兴趣的外国歌：《深深的海洋》、《樱花谣》。带回县城后，没敢示之我的同学，只是偶尔用二胡拉一下。要好的同学一听就知道是“黄色歌曲”，问我这是什么歌，我谎称不知其名，说是在遵义听来的。
“黄色歌曲”不敢公开唱，《梁祝》这样的音乐作品也只能偷偷听，漫忆往事，实在有种恍然若梦之感。比较而言，这个时期的一些外国电影插曲还颇受人们的欢迎。当时放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较多，《宁死不屈》中的那首插曲尤其为我们深爱：
赶快上山吧勇士们，
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。
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，
我们的祖国就要获得自由解放。
这首歌旋律婉转而又激昂，煞是好听，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常在校内外结伴而唱。
朝鲜电影那时更为流行，它们的插曲大多数旋律优美，已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。例如《金姬和银姬的命运》中的插曲《祝福》，旋律凄婉，甚至比某些“黄色歌曲”更为动听;《一个护士的故事》的插曲《护士之歌》，旋律欢快跳跃，我们当时也特别喜欢：
蓝蓝的天空中飘着白云，
我们的心中充满欢乐。
党的培育使我们获得荣誉，
战斗中锻炼我茁壮成长。
啊!伟大领袖，
我们永远热爱你。
战士一颗火热的心，
永远向着你。
当时喜欢这部朝鲜电影，还因为那些笑容灿烂而又漂亮的朝鲜女兵。她们穿一身剪裁得体的军装，恰到好处地勾勒出身体的曲线，太诱人遐思了。
朝鲜电影当时最出名的是《卖花姑娘》，故事情节凄惨而又煽情，电影播放时，场内到处都是抽泣声。它的几首插曲，也因为歌词很人性化，更是风靡一时。其中一首《夕阳落下山》，旋律凄婉缠绵，尤其为我深爱，以致我在乡下当知青那两年的某些黄昏，成了我的二胡保留曲目。
3
“文革”期间，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歌声曾风靡大江南北。这就是京剧唱段，当时谓之“样板戏”的革命现代音乐。
创作要严格遵循“样板”，从主题思想到故事情节和人物设置，甚至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扮相、站姿、手势、说话的腔调都有严格的规定，不能超越雷池一步，可以想象这样的“样板戏”是多么乏味。事实上，“样板戏”的故事的确乏善可陈;就是今天徐克重新翻拍的《智取威虎山》，虽然动用了大量现代科技，施展了浑身解数，反面人物的扮相仍然极端恶俗，非常之脸谱化，看着让人惨不忍睹;故事仍然经不起推敲，有非常明显的“样板戏”创作理念作祟其间，难以卒看。
但是，“样板戏”的一些唱段的确好听，不仅为当时的许多人喜欢，甚至今天也能为不少人接受。我读小学六年级时，在实验小学(那时叫东方红小学)曾参演过《沙家浜》中的“智斗”一场戏。我演刁德一，所有唱段居然全是从广播中听会的，县文化馆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哈文老师在指导我们的排演时，印象中，他没有纠正过我的任何一句唱腔。由此可见，“样板戏”在那个时代的普及程度是多么高。
但是，有关“样板戏”的回忆，我印象至为深刻的人和事还是与父亲密切相关。1971年夏初，父亲在母亲省地县三地反复地奔走上告申诉中，因为支“左”部队(对地方进行“军管”的部队，后来也谓之“军宣队”)的直接干预，终于获得平反，提前三年从贵州省金华劳改农场结束劳改回到务川，被安排在县酒厂做了一名会计。风华正茂之年，坐了五年的监狱，父亲的内心究竟有多少苦楚愤懑，我那时并不很了然;我当时很庆幸的是，因为父亲的及时回来，我终于能顺利进入初中(我的一个姓黄的同学，当年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被初中拒之门外，至今也只有一个小学学历)。后来慢慢长大，阅历渐多，曾经的某些往事才开始让我慢慢地意识到，父亲当年对某些“样板戏”唱段的酷爱，原因应该不仅是它们唱腔的好听，还有它们唱词的别致。比如《智取威虎山》中常宝唱的那段反二黄导板：
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，
座山雕杀我祖母掠走爹娘。
夹皮沟大山叔将我收养，
爹逃回我娘却跳涧身亡。
娘啊!
避深山爹怕我陷入魔掌，
从此我装哑人女扮男装。
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，
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想娘。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
只盼深山出太阳，
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。
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，
只盼讨清八年血泪帐。
恨不能生翅膀、持猎枪，
飞上山岗，杀尽豺狼!
这段唱腔原为女声，但父亲苍凉的声音听上去却是别具风味。我有时拉二胡，他会主动让我为他伴唱：“来，自立，我们唱段京戏。”。我那时虽然也会唱这段，但是过门却记不全，所以父亲在我的伴奏下，后半部分就唱得有些费力。但我看到，他并不因为我的伴奏缺失就停止不唱，相反，越到后面，他唱得越是投入。从“盼星星，盼月亮……”开始，后面全是流水一样的快板，因为少了许多过门，我已能跟上他的节奏。但是，我每次看到他在唱这后半部分时，总是完全置我的伴奏于不顾，身心如入无人之境，只管唱、唱、唱!直到将最后一个字的尾音彻底拖足，才戛然而止。
显然，父亲在唱这段京戏时，联想到了他的遭遇。这时他虽然已“平反”并补发了五年的工资(那时在小城的一般人家算是一笔“巨款”了，我多次听母亲抱怨有人提到这笔钱的事：大意是这钱能买回来一个人所经受的痛苦吗)，但他最为看重的“政治生命”依然没能得到彻底恢复，以致我当时在务川中学一次次申请入团而未果。最后一次连表都填了，仍是全校唯一不被批准的一个;下来才得知是他曾经当过“右派”，我在填表时，没有向“组织”如实坦白交代。那天下午，父亲得闻原委后怒不可遏，若不是母亲严厉阻止，他竟要去务川中学找人“兴师问罪”。
父亲在县酒厂当会计那些年，除了“罗伊”的那帮同学有时来家里和他交流二胡，听他唱戏外，县城还有一两个喜欢京戏并能拉京胡的人也和他有来往。印象中，十字街小操坝附近一个姓周的年轻人，好像叫“鱼儿”(谐音)的，一段时间里，和他的朋友来我家的次数稍多。因为“鱼儿”会拉京胡，父亲唱京戏时，就有些如鱼得水的意思了，这时他选的就全是老生和小生的唱段，例如李玉和、杨子荣、郭建光、少剑波、马洪亮、还有《平原作战》中唱“披星戴月下太行……”的那个“李向阳”原型所唱的重要唱段，父亲都在“鱼儿”的京胡伴奏下有滋有味地唱过。但我印象中，他唱得最精彩的还是李勇奇的那段二黄碰板：
早也盼，晚也盼，
望穿双眼，
怎知道今日里，
打土匪进深山，
救穷人脱困难，
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(啦)。
亲人啦，
我不该青红不分，
皂白不辨，
我不该将亲人当仇人，
羞愧难当。
三十年做牛马天日不辨，
抚着这条条伤痕，处处疮疤，
我强压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。
乡亲们悲愤难诉仇和冤，
乡亲们切齿怒向威虎山。
只说是苦水无边无涯，
谁料想铁树开花、枯枝发芽竟在今天!
从此我跟定共产党，
把虎狼斩，
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，
粉身碎骨也心甘，
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!
我现在固执地认为，父亲当年在唱到有些“样板戏”选段时，一定联想到了他的坎坷经历，否则他不会唱得那样声情并茂;即使他经常拉的一些二胡曲，我觉得也有这个意思。他并不喜欢有些时髦的歌曲(是因为歌词所致吗)，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他拉过《地道战》中的插曲《太阳出来照四方》，但却经常听他拉《闪闪的红星》中的插曲《映山红》;这两首曲子我那时都拉，因为我觉得旋律都算好听;父亲则只拉后者。我现在在想，这未必不是因为《映山红》的歌词勾起了他的一些伤感情怀;因为，他有时会自拉自唱：
夜半三更(哟)，
盼天明。
寒冬腊月(哟)，
盼春风。
若要盼得(哟)，
红军来，
岭上开遍(哟)映山红，
岭上开遍(哟)映山红。
还有一首二胡曲，他那时也经常拉，和《汉宫秋月》类似风格，我不知道它的名字。数年后，我才知道是《苏武牧羊》。
大约是1978年上半年，我正在遵义师专读书，突然收到他的一封来信。收到那封信时我就觉得意外，因为以往都是母亲写信。看到信封上他龙飞凤舞的遒劲笔迹，我意识到这封信一定有特殊内容。果然，他在信上告诉我，他已“彻底平反了”。我虽然看不到他喜悦的表情，但从他信上那些激情洋溢的文字看，他真是有点儿像某些电影上描写的那种情态：我终于找到党了!党终于让我重新回到了它的怀抱!他在信上也说了几句有愧疚意思的话，大意是因为他的原因，我们兄妹这些年受他牵连了。但很快，他笔锋一转，就要求我坚信党最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。
我那时正因为高考考分不低却读了个地区师专而郁闷，也有些肤浅可笑的孤傲，所以对父亲“剑外忽传收蓟北”的那种喜悦就看得特别淡，心里还有些哂笑之意。而他却“革命人永远是年轻”，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，无论转战哪个单位，都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众口称誉。最后从县人民银行行长位置卸任调回遵义市分行时，县委政府的领导居然到他的单位开了一个座谈会，并赠他一块匾。他很高兴，回到家，仍在兴奋中，说据他所知，像他这一级别的干部，还没有哪个有过这样的殊荣。但我们一家人看着匾上“热爱金融，清正廉洁”八个字，却是一片善意的哂笑。妹妹甚至戏曰：我喜欢的是前面四个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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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起意写这篇随笔文字，还有一个诱因至今未提。我想，现在是时候了。
其实，青少年时期，我对一些有浓郁“颂圣性质”的“红歌”是很喜欢的，因为它们旋律的确很入耳，堪称优美动听。像《北京颂歌》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《每当我唱起东方红》《十送红军》等，如果单以旋律而论，那种排山倒海的恢宏气势，跌宕回旋的轻舞飞扬，以及欲说还休的缠绵凄婉，我以为都是声乐作品中的经典。更多的“红歌”虽然达不到这种纯音乐的美感效果，但极为难听的还是少数，相当一部分则属于应景之作，近似早期“文革”中的语录歌。
大约是语录歌的生命力太有限，1970年左右，上面推出了一批“集体重新作词”的“革命历史歌曲”——今日中央电视台推荐的“抗战歌曲”多在其中——好像有十首左右，大多数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歌曲和流行于街头的抗日救亡歌曲。印象中有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、《救国军歌》、《大路歌》、《游击队之歌》《毕业歌》《革命将士出征歌》等。我当时读小学五年级，因为这批歌的词曲都和语录歌大不相同，我很感兴趣，一些歌至今能唱，哪怕记不清歌名，例如：“我擦好了三八枪，我子弹上了膛。我背上了子弹带，勇敢上前方(中间还有两句记不清词了)。我刺刀拔出了鞘呀，叫他把刺刀尝。别看他武器好，正义在我方，我撂倒一个，俘虏一个，撂倒一个，俘虏一个，缴获他几支美国枪。嘿!我撂倒一个，俘虏一个，撂倒一个，俘虏一个，缴获他几支美国枪。”歌词很过瘾，但后来我发现，这些歌经过“集体重新作词”后，很随意地篡改了真实的历史。比如《革命将士出征歌》，原词很有时代特色，也生动形象：
全国动刀兵，
一齐来出征，
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，
这路人是哪里来?
西北边区陕甘(噢)宁。
军民要齐心，
抗日打先锋，
这一个主张全国都响应，
今番渡得黄河来，
誓把敌人消灭(噢)净。
能将带精兵，
威武世无伦，
红旗下是咱的领袖毛主席，
周副主席并肩站，
还有朱德总司(噢)令。
敌后出奇兵，天下都闻名，
谁不知常胜将军刘伯承，
能文能武是陈毅，
勇猛善战数贺龙。
但我们当时唱的词完全不是这样，歌名是否《革命将士出征歌》也不是很有把握，但肯定是这首歌，因为旋律我太熟悉了，并且能记住大部分歌词。我记得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词：
前方打胜仗，
后方支前忙。
展开游击战，
人民力量强。
撒下天罗和地网，
打得那敌人无处藏。
经过“集体重新作词”后，这首歌的歌词十分空洞无物，至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贺龙陈毅等人的名字，也全部不见了。再例如创作于1935年《救国军歌》，这首著名的抗战歌曲由塞克作词、冼星海作曲。它的原词是：
枪口对外，
齐步前进!
不伤老百姓，
不打自己人!
我们是铁的队伍，
我们是铁的心，
维护中华民族，
永做自由人!
枪口对外，
齐步前进!
维护中华民族，
永做自由人!
装好子弹，
瞄准敌人，
一弹打一个，
一步一前进。
我们是铁的队伍，
我们是铁的心，
维护中华民族，
永做自由人!
装好子弹，
瞄准敌人，
维护中华民族，
永做自由人!
由“集体重新作词”后，它的歌词完全变了(可惜已记不全)——
跟着毛主席，
万众一条心。
全国同胞们，
奋勇向前进。
我们是抗战的队伍，
我们要团结紧。
高举革命红旗，
勇敢向前进!
跟着毛主席，
万众一条心。
高举革命红旗，
勇敢向前进!
改编后的歌词远远不如原歌词生动具体，同仇敌忾，至于最突出的改编在什么地方，我想大家都是心明眼亮的，已无需赘叙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我虽然很多事都不能做到“透过现象看本质”(此话熟记于“文革”，现在又开始经常听到有些“理论家”把它作为强词夺理的前提和依据)，但“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，教育人民，打击敌人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”这句话却是耳熟能详。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思维作祟，我们有些“革命歌曲”急功近利的特点十分突出，有些歌词写得十分肉麻;还非常缺乏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。试再举一例，即使在“文革”都结束一年多后，连《国歌》的歌词都会进行彻底修改：
前进!各民族英雄的人民。
伟大的共产党，
领导我们继续长征。
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。
建设祖国，保卫祖国，
英勇地斗争。
前进!前进!前进!
我们千秋万代，
高举毛泽东旗帜，
前进!前进!!前进进!!!
从小我就熟记了一段毛主席语录：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，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。不了解这一点，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。”但长期以来，我们有些人总是对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不以为然，总认为自己比群众高明，总想用自己认为是优秀的作品去“教育人民，鼓舞人民和引导人民”。而事实是，他们的“文艺观”或审美欣赏水平又常常是令人非常怀疑的;那种别有用心和虚伪就不说了。例如江青，一方面用“三突出”的创作原则指挥御用班子大搞“革命文艺作品”(实则阴谋文艺)如《反击》《决裂》之类，全力培植“样板戏”，一方面自己又在私下里大看外国电影和外国小说，而在全国人民面前，又说它们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垃圾。仍以音乐作品为例，1979年底，李谷一为电视片《三峡传说》唱的插曲《乡恋》在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联播》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后，很快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，并于1980年2月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《每周一歌》。但荒谬可笑的是，我们掌握“意识形态”大方向的某个高官，却很霸道地点名《乡恋》和邓丽君的歌是一样的“靡靡之音”，还说李谷一就是大陆的“李丽君”。因为领导发话了，所以李谷一和《乡恋》开始受到铺天盖地的粗暴的批判和围攻，那些批判的依据和理论之荒唐可笑其实就是“文革”遗风的表现。虽然大领导认为《乡恋》低俗，无奈广大群众喜欢;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，现场设置了四部观众点播电话，无数观众点播的都是《乡恋》。当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镇晚会现场，看到无法向广大群众的呼声交差，便冒着甘丢官帽的风险，毅然让李谷一再一次上台，《乡恋》才在一种很特殊的环境下意外解禁。
我意识到文艺特殊的教化作用或者说“洗脑”功能是很迟的;当然，仅仅靠歌声要想达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，但歌声的潜移默化作用我认为绝不能小看。我很喜欢音乐，算得上大半个音乐爱好者，但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的“音乐人格”是分裂的。1979年，我师专毕业分到濯水二中教书，学校有一个刘姓老师，喜欢拉小提琴，虽然水平有限，但他敢在楼下住学生、楼上住教师的走廊上旁若无人地拉《何日君再来》就让我很佩服，因为这首歌有几句歌词是“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……人生能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待……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”。它本来是很人性的，但我居然觉得它颓废，有靡靡之音的味道;而这又不是受哪篇文章的影响，而是长期所受的“洗脑教育”潜移默化所致，现在想起真真是可怕——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看过一个音像资料，有学者指出“何日君再来”是日伪时期上海沦陷区人民对国府军队何日光复沦陷区的期盼，“君”是“国军”之喻。因此，这首歌一段时间还被日军禁唱——但我当时的确有些矛盾，我毕竟是为人师表的人民教师啊!可是这首歌的旋律又是如此动听，极适合用小提琴来表现。而且我知道，我拉小提琴，效果要比这个刘老师好。怎么办呢?我后来想到一个办法：趁周末大部分学生离校之后，去学校池塘边的土山旁拉。现在想起那煞费苦心的一幕，真真是矫情之举啊!如果有学生目睹，他日回忆这情景，真不知道会想些什么?
时间很快又到了1986年，我此时在务川中学给两个高二班上语文。除了邓丽君蔡琴程琳和罗大佑等少数几个流行歌星之外，印象中，我对很多流行歌曲都比较抵触。我记得当时班上有两个女生特别喜欢一首歌，我至今不知道那歌的名字，但它的有几句歌词却记得很牢：“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翩翩风度真美妙，因为有了你，所以没烦恼。”我当时觉得这歌有些轻佻，怎么会“我一见你就笑”呢?你们是女生呢，自尊自重一点儿嘛，矜持一点儿嘛。我心里是这样想的，还自以为很高雅很崇高。一次，其中一个女生不知因为什么事和我有了交谈，我话多(当老师的臭毛病!)，中途就说了自己对那首歌的看法，不料那女生看我的眼神突然就有了某种近似看怪物的味道，弄得我禁不住悚然心惊，从此以后，我再不和任何女生说那些自讨没趣的话。和男生闲扯就不同了，因为我还是算比较随和的一个人，还能勉强和他们打成一片，所以说话就不太有什么顾及;有时还讨论，也接受学生某一两条正确的建议和批评。但说起他们喜欢的歌，我多数都没有兴趣，尤其是《迟到》这首歌，那时我也不知道原唱是谁，唱得如何，但那几句歌词从他们嘴里唱出来，就像宋丹丹所说的那样，简直是要命!我至今记得他们下课后在楼道里长一声、短一声的哀号：“你到我身边，带着微笑，带来了我的烦恼。我的心中，早已有个他(她?)，喔——他(她?)比你先到。”那一声“喔——”哟，简直是唱得无比的滑稽;有人不唱前几句，专等这一声“喔”的到来，只跟着吼这一声，那场面就更是搞笑了。但是，我看到很多女生似乎又并不讨厌这首歌。于是，我知道，在有些地方，我已经大大落伍于时代了。
我虽然努力去理解这些流行歌曲的合理性，但我发现，流行歌曲的旋律大多数都缺乏一种美感，似唱非唱，腔调怪异，尤其是离开了伴奏后，多数都难听到极点。我只觉得很多流行歌曲的词写得好，是人的思维，人的语言，大大超过传统歌曲。于是我开始慢慢接触它们，努力去理解它们。大约是到《涛声依旧》面世，我终于开始对流行歌曲少了许多偏见。
我对流行歌曲的好恶应该比较本色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完全不看那歌星的名气;有时甚至不知道歌手(网络歌曲)或歌星是谁。因此，也闹过一些有意思的小插曲。有段时间，在电视上每天都看到一个女的飞叉叉地又舞又唱，我就甩了一句话：“这女的是谁?长得那么难看，还好意思天天在上面唱。”我儿子那时大约在读初三，就在旁边对我惊呼：“你搞错没得哟?这是张惠妹吔!”下来了解张惠妹是谁后，依然不喜欢。有一首歌一段时间很流行，好像叫《两只蝴蝶》，旋律也还顺畅，但我总觉得歌词好像有一点儿“缺少骨气”。见一个熟悉的女士很是喜欢它，我就调笑了几句，不料她居然说我不懂感情;当然，她用的也是戏谑口吻。同样表达爱意的另一首很短命的流行歌曲《老鼠爱大米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另一位女士看我的眼神也在瞬间变得异样：“你怎么会喜欢这种歌曲呢?”我不知道她认为我该喜欢哪种歌曲，只是有些意会。这位女士是个音乐爱好者，会一点儿西洋乐器，我就没和她论理。本来我想说：“这词写得多好啊，多纯朴多实在——爱一个人就像老鼠爱大米一样，你还不放心吗?难道这不比那些说海枯石烂心不变的家伙要可靠得多?”
其实，任何人都有他喜欢的歌曲。所谓高雅和低俗完全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;再说，真正低俗的东西，它也绝对不会在大众长期流行。我们有决策权力的人，千万不要把广大群众都视为愚氓，千万不要轻易说什么艺术是低俗的，什么是高雅的，一天到晚就总是想着要用什么高雅的、积极向上的文学艺术作品去“引导人民，教育人民，鼓舞人民”;否认“自由引导人民”的理念。试想，如果大众喜欢，你却硬要说它低俗，这不是等于说大众是低俗的吗?“楚王好细腰”在历史上已成笑柄，步历史后尘是最可悲的。我想，只要我们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真正坚持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让艺术多元化，文化多元化，社会就一定会充满生机勃勃的活力与创造力，国家也将会逐步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，复兴民族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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